正月的真相

一

　　甲辰年正月最火的似乎是全国的社火，各地都有精彩，甘肃的社火以正大典雅、浑厚深沉赢得世人赞叹。如果挑选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社火，一个是兰州的醉关公，一个是秦安莲花镇的观音点化四海龙君。

　　高跷醉关公把关云长慷慨悲壮、义薄云天的形象演绎的淋漓尽致。据说扮演者平时不胜酒力，一旦踩高跷、披绿袍、扮红脸、挂长冉，配合青龙偃月刀和流星大步，完全是关公再现，甚至豪饮两、三斤白酒竟然不醉。很多观众排队等待醉关公从身上越过，寓意“过关”；一些身患怪恙者企盼从此走上健康人生；还有人希望获得关财神的垂青从此财源滚滚。

　　天水秦安县正月十三的社火汇演中，莲花镇的社火力压群贤，火出了圈。四海龙君、四大天王、观音菩萨、千手观音，还有给观众撒糖的天官，玩手机、摆出剪刀手的如来佛祖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莲花镇的社火传统源远流长，不奇、不怪、不闹、不险，却仍赢得世人青睐，与其古风典雅、寓意美好、内蕴丰深有关：四大龙君代表了甲辰龙年，南海观世音菩萨守护平安，四大天王则代表风调雨顺，千手千眼菩萨寓意不放过人间任何疾苦且随时施以援手，背靠背稳坐莲台的如来佛则蕴含心中有佛。

　　醉关公之所以能火遍全网，在关，在义，在醉，在实。关公之“关”蕴含过关的含义，即使生活充满艰涩，也需要勇敢过关，这代表了奋斗的勇气与对冲关胜利的渴望。关公以义薄云天闻名天下，一诺千金的大丈夫在古今都很罕见，当今社会更是稀缺，豪气满天，侠骨义胆，代表着人们对英雄人物的呼唤。正值国际上俄乌冲突继续，加沙炮火纷飞，广大无辜民众流离失所，命不保夕，在一个充满艰险与苦难的时代中，人们盼望有横刀立马的大英雄，将苦痛斩于马下。醉关公妙在一个“醉”字，醉而不狂，醉而不昏，半醉半醒，这实际上一种酒神精神，与古希腊神话狄奥尼索斯相通，人分有了神性，神也分有了人性，演员在彼时彼刻如关二爷附体，他不再仅仅是自己，更是武圣关公，人们所崇拜者是那个穿越时空而来的关老爷。同时，关公在中国民间信仰中还是主管人间财运的关财神，这是所有美好愿望的基石，人们的祈福代表了神性之下还是实打实的烟火生活。

　　莲花镇的社火之精华在彩，在欢，在神，在圣。没有其他地方的搞怪，譬如大紫大红、故意丑怪、与观众互动的“妖婆”，也没有依靠物理原理转圈悬空的奇险，没有舞龙舞狮时的惊艳动作，甚至没有扭秧歌的欢快热闹，但却以大气磅礴、浑厚典雅赢得普遍关注。究其原因，大致不离如此：扮相精致，精准，古雅，造型上莲花镇的社火总是栩栩如生，大到整体布置，小到每个细节，莲花镇的社火总是扮啥像啥，扮啥是啥。从形象到气质，从装扮到衣着，从色彩到脸谱，从花草禽兽到假山道具，都离不开艺术家们通宵达旦倾心奉献。这种用心让人们一眼看到的不是社火，而是圣境再现、神仙下凡。观音扮相神秀飘逸，如来形象厚实大气，充满佛性，就连四大天王的飘带都仙气十足。对审美上的苛刻是莲花社火的历史传统，不放过任何细节，一定要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这就叫“彩”，相比较一些地方社火就显得粗糙，土气。对“彩”的重视背后是艺术家们的辛勤付出。莲花镇有一支功夫深醇、积淀深厚的民间艺术家队伍，数百年来辈辈相传，在正月的舞台上将才情展现无遗。“彩”是出彩、典雅、超绝的另一种表达，其对立面是“土”，是粗糙。“欢”是热闹的精准表达，社火让每一位观众都喜气洋洋，忘却了暂时的烦忧。对社火的重视表面是表达热闹喜庆之情，深层的原因在于祈福信仰，当地有信仰观音菩萨的历史传统，还广布伏羲女娲的传说，对神圣是敬仰，社火是敬神的形式，人们在社火中分有了神性，表达了对圣人的感激与怀念。如果仅仅从世俗的层面看待社火，就无法理解料峭寒风为何熄不灭人们的参与热情，多日的辛苦准备就为了正月那短暂的几个小时。在彼时彼刻，人们在社火中冲破了世俗生活的桎梏，获得了神灵的庇佑，与天地神融为一体。值得一提的是，莲花社火的锣鼓也是一绝，鼓点急促奔腾，充满激情，一名帅小伙因打“凤凰三点头”出圈，被一些网友封为“西北鼓王”。

二

　　“快腊月，慢正月，不紧不慢的的二八月。”这是民谚对时令缓急感受的经验总结。古代过年不同于春节，过年具有浓厚的政治含义，祈岁祭祀，敬天法祖，皇帝要带领文武百官祭天祭地，象征一元复始，民间则阖家团圆，祭祖孝亲。从近代开始，官方主张过新年。春节的政治含义消失，天坛地坛成为文物古迹，民国政府甚至一度禁止过传统春节，而改过新年元旦，这种“开放”的胸襟背后是深深的文化自卑感，呼应着后来激烈“打倒孔家店”的文化口号。好在中华文明在民间仍葆有顽强的生命力，老百姓自发过年，自发祭祖，这一深层的文化基因至今没有完全褪色，每近春节，中国就会有令世界惊讶的春运大潮，“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成了中国人过年的第一本能，这是刻在骨子里的文化乡愁。春节一般指大年初一初二初三，春节可谓过年的序曲，有的地方从腊月二十三过小年开始就拉开了过大年的序曲。即使政治含义散去，春节仍有着很多涵义，除夕请祖先，上头香，坐夜，初一吃团圆饭，初二拜年，初三送祖先，初五破五穷，迎五福等，一直要延续到正月十五元宵节。随着工业化生活的进一步发展，人们祭祖的情怀大大减弱，但多数人的家乡饭却在召唤人，老妈妈的手艺不一定好，做的饭菜却是爽口难忘，过年是慰劳胃口的最佳时机。小孩子们都盼过年，吃好吃的，拿压岁钱，过快活的日子。

　　告别物质匮乏时代后，多数人的家乡饭逐渐失去了吸引力，肠胃的记忆慢慢被时间的大浪吹洗干净，过年的涵义进一步变得模糊起来。留在城市上的人觉得过年没多大意思，国内外旅游的人也未必获得过年的真谛。当过年的含义逐渐被解构时，推动文化自信的另一个力量却出现了，那就是在国人整体完成物质欲望的初步满足后，精神性需求空前高涨，正在把近代破碎的文化自信心一点点找回来。孔夫子又回来了，汉服又回来了，各种民俗又获得了新生，传统节日愈发受到重视。稍有历史感的人觉得百年来的节日变化既荒诞又合情合理，回归精神家园的前提是破除了物质的不安全感。近年来，国人民族自尊心、文化自信心空前高涨，向传统回归已然是大势所趋。但是，以赏玩的心态和异己的眼光看待传统和全身心投入、一个也不能少的参与这是两种迥异的态度。如果人们只看到世俗层面的热闹与狂欢，就无法理解传统节日的真正含义。

　　一到正月，甘肃各地农村就会竞相唱大戏。很多人无法理解看戏有什么好，为何西北人乐此不疲，即使露天剧场大雪飘飞，也抵挡不住西北人对秦腔的痴迷。古代唱戏除过娱乐之外，更是高台教化，是民间自发获得历史人文知识的平台。进入现代化社会后，正月唱戏仍有着丰厚的综合性涵义：它是孩子们游玩的乐园，是青年人交际的场合，也是老年戏骨过瘾的场域。还有一个非常隐蔽的功能，通过唱戏，人敬仰了先祖先圣，也分有了神性圣性。

　　严格意义上说，现代社会的生活是无根的。与工商文明相适应的城市生活，是世俗生活的场域，这里难以容忍神性的存在。偶尔在城市的正月看到周边社区村镇的居民抬着神像游街，在高楼大厦和车水马龙中显得那么格格不入，也完全没有了神圣不可侵犯的神性。相反，前几年媒体报道天水农村唱大戏，大雪纷飞，全场只有一位老翁观众，台上的演员照样唱的很卖力。只有文化传统深厚积淀的农村，尚存那种广大无边的神圣性。

三

　　元宵节是春节的继续，也是春节的高潮与终结。如果把元宵节看做中国的狂欢节，而非固定在正月十五，则广大西北正月的狂欢节日时间是不一样的，中国民间信仰属于泛神论，一般与各地敬奉的不同神祇“下凡”时间各异有关，如甘肃庄浪县万泉镇是正月初九，县城是正月十二；秦安县城是正月十三，但莲花镇是正月十五。在传统道教信仰谱系中，元宵节又称为上元节，对应有七月十五的中元节，十月十五的下月节。但元宵节之所以带有狂欢的性质，在我看来，至少有这样几个品质在吸引着人：娱乐性、参与性、感染性、忘我性与神圣性。

　　娱乐性更是狂欢性，是指整个正月以娱乐为目的，元宵节更是达到高潮的狂欢。传统正月在时节上正值农闲，春节拉开狂欢序曲，这是对丰收的感恩，也是对来年风调雨顺的祈盼，更是对自己辛苦一年的慰劳。因此，这种娱乐性不仅仅带有纯粹的欢乐，还包含着感恩与祈福。春节的本质是中国人生命的节奏感，是天人合一生活方式的外在表达，是漫长农耕文明长期积淀的集体无意识。传统是劳作后的小憩，是准备再出发前的放松，是劳逸结合、张弛有度生命节律的体现。正月的娱乐性遍穿全国各地，但仔细看更多在广大农村。城市生活所依据的大多是工业化生产方式，缺失了春发夏长秋收冬藏的节奏感，故城市人对春节的感受不强烈，年味也不浓厚。

　　参与性也是广谱性，是指元宵节是一个也不能少的节日，几乎吸引着所有的乡民。许多外地游子若有机会，每到元宵节就要赶回去看正月十五，瞅瞅热闹，释放激情。人山人海，万人空巷，社火给了人另外的脸谱，只要愿意，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耍社火的成员。不同于严格的舞台艺术，社火是行走的艺术，没有严格的观众与演员区别，自发自觉自愿，广泛的参与性让元宵节成为中国的狂欢节，社火演员是风景，看社火的人也是风景，这也是久居城市者很羡慕又很难理解的地方。

　　感染性又叫互动性。这不仅仅是演员与观众的互动，更在于演员与演员的互动，观众与观众的互动，只要在现场，就会被强大的气场所感染。在彼时彼刻，每个人都成为主角，都是精彩的书写者。感染性最高潮时达到类似于催眠的效果，人们忘乎所以，不再有平日的矜持与严肃，而是彼此被一股不知从何而来的气流所感染，甚至滑稽可笑也有了自己特定的涵义。

　　忘我性也是角色性，是完全投入演出的必然。在元宵节这天，人们通过社火或唱大戏获得了新的角色人格。人暂时不再是自己，而是那扮演者。也许那演员平日默默无闻，或是其貌不扬、老实巴交的庄农人，甚至是萌娃懵童，但一旦入戏，就神采飞扬，神圣再世。一旦获得了舞台，每个人都就是演员。元宵节让大街小巷变成了舞台，自然，我不再是那个蝇营狗苟的俗世人，而是代表神圣莅临人间。很难想象，卸妆之后的演员面对观众的顶礼膜拜而安之若素，而关公扮演者不由自主走进关帝庙的行为也让许多人大感神奇。彼时彼刻，人不再是自己，而是暂时获得另外的身份。

       神圣性也是超越性，是元宵节隐秘而强大的力量。凡是当地政府助推，社火是不能提及神圣性的，但正如信仰不同于迷信，神圣性也不同于匍匐在神祇之下。社火原初的含义就带有祈福、沟通天地的意思，正月唱大戏实质上都是社戏。神圣性焕发着博大的光芒，让参与者瞬间成为神祇与往圣的分有者，从而自己变得高大有力起来，并获得了空前的道德优越感。神圣性是神秘与局限性的表征，神秘似乎指向了无限，但所有的神性都根植在自己的文化土壤中，凡是脱离开这个文化土壤，神圣性就变得虚无缥缈，神圣性表面上是无限性的，实际上更是有限性的表达。一方水土养一方神圣，脱离本土的神圣实际上啥也不是。某地的神圣在另外地方未必继续神通广大。

四

　　元宵节这天，人们进行最后的狂欢。白天燃放烟花爆竹达到高潮，秦安县莲花镇放大炮是远近闻名的。内有神龛的八抬大轿由无数信众的肩膀簇拥托起，喧天锣鼓，人山人海，社火相随，缓缓游街，所过之处万炮齐鸣，烟雾缭绕。有的莲花镇人可以在元宵节这天把价值几百上千的烟花在不到两分钟内就付之一炬。中国的民间信仰，从来都是文化与信仰、迷信与宗教分不开。许多人深信，燃放爆竹炮仗能够带来好运气。

　　元宵节也是灯会节。如果没有烟花，正月的夜晚就会平淡无奇，如果没有华灯，正月的夜晚就不会绚烂多姿。灯是对黑暗的反抗，也是对黑暗的留恋。正月的华灯既刺破了黑暗，又保留了黑暗的神秘。观灯是正月一件极具吸引力的事情，夜幕初降，向有华灯的地方集聚就成了许多人渡过元宵夜晚的不二选择。

　　正月的华灯带来的不是光明，而是黑暗中的朦胧。光明太盛，华灯就不再有存身的必要。正月的华灯既要为游客照亮脚下，也要把游客掩映在半黑暗当中。江南的灯会是很有名的，元宵夜晚，苏州河上会有无数盏祈愿灯缓缓漂流，大江大海边也会升起许多孔明祈愿灯。但孔明灯极容易引发火灾，绝大多数地方早已禁绝。

　　甲辰年正月西安的大唐不夜城赚足了流量，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功于精彩的华灯。相反，西北其他地区的正月华灯就有些平淡，金城兰州以夜景著称，微醺的台商看到白塔山的灯光禁不住感叹兰州把高楼修到了半天上，但今年政府为了节省开支，正月的华灯较少，基本局限在西固半条街。历史上敦煌的灯会曾闻名天下，据《后唐书·地理志》记载：“元宵灯会，长安第一，敦煌第二，扬州第三。”

　　元宵夜观灯，欣赏烟花。许多人呼朋引伴，留下最后的精彩。很多地方近半个正月精心制作的彩灯，在元宵节午夜之后付之一炬，这在现代人看来不免有些浪费，但实际上表示一种决绝：历经半个月的放松，该收心干活了，绚烂之后就该回归素朴，而只有把最美好的东西毁灭，才让美好在短暂中获得了永铭的价值。我甚至怀疑，没有经历过疯狂的人是否会真正获得宁静，正如元宵夜最绚烂的烟花、最绚丽的华灯，在燃烧自己中给人以无限遐思。

　　中国之大，民俗多异，有的地方会把正月的欢闹节奏一直延续到二月二。这是龙抬头的日子，之后才能进行农耕。烟花是人向天界的告白，爆竹是春雷的序曲。莲花镇的正月十五则是炮仗的天下，大街上几乎是炮仗的海洋，狂欢炸响之后，街道上留下一层厚厚的炮皮。那年，过紧细日子的二姐把大堆炮皮揽回家，当做煨热炕的燃料。我总是被这个小小的情景所打动：未充分燃尽的爆竹在炕道里整整爆吵了一夜。